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，我与徐作生先生结下一面之缘，但他的学术文章，却早就“耳濡目染”。
美国的华文报纸，十分关注中国内地的学术动态，徐作生先生的历史学术论文，如《建文帝出亡穹窿山新证》、《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研究》、《韦羌山蝌蚪文考述》等等，就曾由新华社、中新社播发或《人民日报》转摘后，许多华文报纸都纷纷予以刊登介绍。
现今的社会，人们受浮躁心理影响，盛行“文化快餐”，写一本洋洋数十万字的书，仅仅数月就付梓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书质量水平如何了。徐作生先生研究学问，却是“青灯黄卷冷板凳”，一篇论文，行文万余字，却要花费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考证。所谓“厚积薄发”者是也。如徐先生所言，恋爱时，为了做学问，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，他和未婚妻听一场轻音乐会，已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。在编辑工作之外，他挤出时间，或涉猎经史典籍，广搜方志碑铭；或负笈远游，采撷山川灵气，著墨甚深。手头这部厚实的书稿，便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心血结晶。
徐先生著书，思路敏锐活跃，善于捕捉历史悬案中的蛛丝马迹。他对历史的发掘和创新，每每能从人所常见的材料中，得出别人没有得出又能为人信服的结论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注重实地考察，而不是死啃史料。他把结婚度蜜月当作最好的实地考察机会，携妻远游，赴古代的蜀身毒道，探究“China”一词的缘起，行程逾万里。这次考察，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休假时间。为了探索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遗址，他应尼泊尔学术界邀请，赴兰毗尼考察。去之前，他广泛阅读经史，尤其是唐人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回国后，他写出二万多字的考察报告，并在文汇报发表题为《释迦遗址何处寻，玄奘遗著作指南》的文章。他的一些研究推断，经过两年后，即1996年2月5日，被尼泊尔考古界对传媒公布的新闻所证实。
（这是美籍华裔学者黄作述教授为徐作生《叩开释迦迷宫——中外历史悬案探秘亲历记》一书所作的序言，该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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